1200、有赢有输
1200、有赢有输 (第1/2页)官方汇率虽然一比一,但机构通道每日限额极低,若按常规流程,四千二百万东德马克需要三个月才能兑完。
安德森找到苏黎世那家私人银行的资深客户经理,用一笔额外的佣金打通了“批量预约通道”,将所有额度压缩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那十天里,他每天早晨六点守在传真机旁,盯着汇率确认单,直到最后一笔资金到账,他才发现自己后背的衬衫已经被汗浸透。
净利差超过两倍。
那笔钱静静躺在苏黎世一家私人银行的托管账户里,净利约二千八百万马克。
十二月,韦伯团队已在港岛安顿,开始调试设备。安德森又飞了一趟柏林。米特区那栋六层办公楼的主体加固工程已然开工,脚手架密密匝匝爬满了楼体,钢梁被吊车缓缓嵌入墙体裂缝。
他站在街对面,冷风灌进大衣领口,却忽然看清了赵振国那句“杠杆五倍”的真意,墙倒之前,这栋楼是东柏林的累赘;墙倒之后,它成了“统一后柏林核心区稀缺商业地产”。
瑞士银行的评估师拿着产权证,给出的估值是购入价的七倍。
但就在贷款即将放出的前夜,银行风控部忽然要求补交一份“产权历史无瑕疵证明”,原来他们查到该楼在1945年曾有过一次未经登记的产权变更。安德森连夜翻出那位老妇人提到的“地下室暗格”,果然在里面找到一盒铁皮文件,夹层中有一份1945年苏军司令部签发的“临时占用许可”,上面明确写明了“占用期至战争状态结束”。
安德森如获至宝,请柏林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,证明该许可自两德条约生效之日起自动失效,产权从未发生实质转移。
这份意见书次日便传真给了瑞士银行,贷款审批在当天下午通过。
当晚,他回到酒店,给赵振国发去简讯:
“柏林楼已加固,贷款到账。专利归档完毕。兑换已完成,所有线头都已收拢。”
收到密电后,赵振国没有让安德森回京,而是让他继续留在欧洲,盯着米特区那栋楼的改造收尾,同时将已到手的十七份专利转给在港岛注册的精密光学控股公司。
90年开春,安德森在法兰克福完成了第一轮融资,瑞士银行的贷款被拆成三笔,分别注入设备采购、楼宇改造和专利维持基金。
韦伯的团队则在港岛实验室里将那十七份专利逐项复现,从非球面研磨到多层镀膜,每一道工序都录成影像,加密传回京城。
而赵振国的目光已经越过柏林,落在东京。
从三月起,高桥的加密电文开始不定期出现在赵振国的案头,起初是东京金融圈的套利机会分析,继而是狮城镍矿期货的可行性推演,再到后来,是一份份用概率和数字编织的对赌草案。
赵振国在每一份方案上批注,有时只一个字:“可”;有时划去一串数字,旁边写“提高”。
四月下旬,高桥以商务考察为名飞了一趟港岛,在半岛酒店咖啡厅与龙国派出的特使碰面,只谈了四十分钟,便敲定了六份对赌协议的基本框架。
从五月起,高桥的账户开始频繁进出,盈亏如潮汐,每一次退潮都恰好把某些权益推向预设的港湾。
京城下了一场大雪。
赵振国坐在办公室里,手里握着高桥发来的密电。
雪花在窗外无声堆积,他呵出的白气在玻璃上晕开一片雾,转瞬又结成冰花。
现在是91年1月,过去的一年里,所有的铺垫、周旋与暗线,如今都收束在这几页加密电文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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