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5章 半推半就半接受的宁波士绅
第95章 半推半就半接受的宁波士绅 (第1/2页)九月的宁波，江风已经有了凉意。
钱塘江的潮水在入海口处放缓了脚步，带着咸腥的水汽一路漫进甬江，漫过那些泊在码头边的乌篷船，漫过青石板上湿漉漉的苔痕，漫进临江那座老阁楼的半敞窗子里。
窗是朝西开的，午后的日光斜斜地切进来，在楼板上投下一道明晃晃的光带，光带里浮动着细小的尘埃，像是被时间磨碎了的金箔。
阁楼不大，面阔只有三间，但因为临着江，视野极好。
江面上那些桅杆林立的商船、那些喊着号子搬货的脚夫、那些在码头边讨价还价的牙人，都像是被框在一幅长卷里，看得清清楚楚。
楼内的陈设比寻常茶楼讲究得多，紫檀木的桌椅打磨得光滑如镜，墙边立着一架红木书架，架上摆着几册《两浙盐法志》和厚厚的商路笔记。
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八仙桌，桌面上搁着一壶茶、几碟糕点和一封刚刚拆开的信。
信是今天早上到的，从杭州来，走的是浙江按察使司的内部驿道。
写信的人是宁波士绅们的一位同乡——姓陈，在按察使司做佥事，官不大，但位置关键，消息灵通。
他的字一如既往地端正，一笔一划都透着在衙门里磨了几十年的老吏才有的工稳。
信纸折成四折，封口处盖着他私印的小章，朱红的印泥还很新鲜，像是刚盖上去不久。
此刻这封信被平摊在桌面上，压在一只白瓷茶杯下面。
茶杯里的茶已经凉了，茶汤表面凝起一层薄薄的油膜，映着窗外的天光，泛着一种黯淡的金色。
信纸的边缘被江风掀起一角，又落下去，再掀起，再落下去，像一片随时可能被吹走的枯叶。
桌边坐了七个人，坐在正对窗户位置的是宁波城里最有名望的士绅之一，姓沈，名德润，字泽之，今年五十四岁。
他的家族在宁波经营了三代——祖上是成化年间的进士，做过工部郎中，致仕后在宁波置了田产和商铺，传到他这一辈，已经有良田两千余亩、绸庄三间、海船四艘。
沈德润本人没有出仕，但他两个儿子都在县学读书，长子已经中了举人，只等明年会试。
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月白绸袍，料子是上好的湖绸，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，袖口处露出一截雪白的中衣边。
他的手指搁在信纸旁边，指节微微泛白，那是用力压着信纸时不自觉的动作。
他左手边坐着的是宁波最大的海商之一，姓方，名世昌，今年四十七岁。
方家不做盐，也不做绸，专门走海路——从宁波港出发，向南到福建、广东，再远一点到吕宋、爪哇，运出去的是丝绸、瓷器、茶叶，运回来的是胡椒、苏木、象牙、珍珠。
方世昌身材敦实，面皮被海风吹得黝黑发亮，一双眼睛又圆又亮，带着跑海商人特有的精悍和沉稳。
他穿着一件石青色的短褂，袖口挽到肘部，露出手腕上一串檀木佛珠，已经被盘得油润发亮。
他的坐姿不像沈德润那样端正，半靠着椅背，一只手搭在桌沿上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击着，发出细微的、有节奏的声响。
沈德润右手边坐着的是在宁波经营绸庄的大户，姓林，名文远，今年五十一岁。
林家不是宁波本地人，祖上从福建迁来，在宁波落脚已经四十多年了。
林文远的身材清瘦，面容方正，颌下蓄着一把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须，穿着一件靛蓝色的绸袍，腰间系着一条嵌玉的带钩，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个读书人，不像个商人。
但他的眼睛极锐利，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审视，像是能透过你的皮囊看到你口袋里有多少银子。
他面前放着一杯茶，茶是满的，一口没喝，就那么放着，像是在等它凉透了再决定喝不喝。
再往后坐着的是在宁波经营米行的周家，在宁波经营药材行的胡家，在宁波城里有十几间杂货铺子的陈家，以及在宁波府学做教授、但实际上管着半个宁波府学田和学租的秦家。
七个人，七个行当，七张面孔，此刻都望着桌面上那封摊开的信，像是七个人同时在看一张没有写满的棋盘。
沉默了很久，久到窗外的日头从正午的明亮变成了午后微微偏斜的昏黄，久到江面上的船影从一个方向转到了另一个方向。
然后沈德润开口了，他的声音不大，带着一种读书人特有的温和与克制，但那股温和之下，有一种沉甸甸的、像是在斟酌什么珍贵而易碎的东西一样的慎重。
“信上写的，大家都看过了吧。”
不是问句，是一句陈述。他的目光从信纸上抬起来，在其余六人的脸上各自停留了一瞬，然后重新落回信纸上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
他的手指从信纸边缘收回来，搁在桌面上，十指交叉，拇指轻轻叩着另一只手的手背。
方世昌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叩着桌面，那节奏比刚才慢了一些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。
他没有立刻说话，而是先端起自己面前那杯茶，喝了一口。
茶是凉的，他咽下去的时候微微皱了皱眉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张被海风吹出来的、看不出太多情绪的脸。
“看过了。”方世昌放下茶杯，杯底碰到桌面的声音在安静的阁楼里格外清晰，“五档税率，三十税一、十五税一、十税一、五税一、三税一。”
“每一样东西都标得清清楚楚，和扬州盐商那边收到的信对得上。不是谣言。”
他说完之后又停了一下，像是在给自己那句话一个落地的空间，然后继续说下去：“民生之物三十税一，咱们运的粮食、药材、农具，都在这档里。”
“中等货物十五税一，普通布匹、普通瓷器、木材，也还能忍。”
“高利货物十税一，茶叶、丝绸、普通香料——这一档已经开始疼了。”
“奢靡之物五税一，上等丝绸、名贵香料、高档皮草——这一档就已经不是在割肉了，是在剁骨头了。”
“顶级奢靡之物三税一，金银器皿、珠宝玉石、南洋珍珠——这一档，我想在座的各位，多少都有涉及。”
他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目光微微转了一下，落在方世昌身上。
方世昌没有躲开那道目光，也没有接话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那只叩着桌面的手终于停了下来。
林文远放下了那杯一直没有喝过的茶，他的动作很慢，像是在做一个重要的决定。
茶杯落在桌面上的时候，发出一声极轻微的、几乎被江风盖过的声响。
“上等丝绸，”他说，“五税一，林家每年出多少上等丝绸？两千匹？还是三千匹？每一匹的成本、人工、运输、铺租，已经算得清清楚楚了。”
“以前卖一匹上等绸，能赚到这个数。”
他伸出手，五指张开，然后又收回去三根，剩下两根，“以后只能赚到这个数，不是不能活，是活法变了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像是在等自己那句话在空气里落稳，然后又说了一句：“以前做一单生意，赚的银子够养三个月的铺子。”
“以后做一单生意，赚的银子只够养一个月的铺子。账算得过来的，但心里那口气——一时半会顺不了。”
这句话像是打开了一个阀门，阁楼里那层薄薄的沉默被撕开了一道口子。
坐在沈德润斜对面的周家代表开口了，他姓周，名守业，是宁波米行周家这一代的当家人，今年四十三岁。
他比在座的几位都年轻，但做事极有章法，把周家原本只是中等规模的米行做到了宁波数一数二的位置。
“我们周家走的是粮食，三十税一，影响不大。”
他的声音平稳，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克制，“但我不只是担心自己这一行，我在想的是——这五档税，朝廷收上去之后，会用来做什么？”
“国库满了吗？边关修了吗？军饷足了吗？如果这些银子真能落到实处，那三十税一也好、三税一也好，总比以前收上去不知道花到哪里去要好。”
“但我怕的是——收上去的银子，又像以前那样，一层一层地漏掉了。”
他的目光在众人脸上扫了一圈：“陛下用人，确实比以前严苛得多。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、巡察寺——哪个衙门不是盯着天下的？”
“但制度是人做的，也是人执行的。再好的制度，执行的人出了问题，制度就成了废纸。”
方世昌的手又动了起来，这一次是攥成了拳头，搁在桌面上。
他没有说话，但他那副精悍的面孔上第一次露出了一种近乎疲惫的表情，像是那些他在海船上经历过的风浪此刻又重新压回了他的肩上。
“药材行还好，三十税一，”胡家的代表开口了，他姓胡，名敬之，是个五十出头的瘦高个子，面容清癯，“但药材行的利润本来就不厚，以前靠走量，薄利多销，三十税一还能撑住，再往上加一点，就不好说了。”
陈家的代表坐在最靠近楼梯的位置，他姓陈，名守谦，在宁波城里有十几间杂货铺子，卖的从针线到草纸到铁锅到灯油，什么都有。
他的年纪在七个人中最大，已经六十出头了，头发花白，但精神还好，说话的时候中气很足。
“杂货铺子，”他说，“卖的东西杂，什么都有。粗布走的是十五税一，农具走的是三十税一，可有些东西夹在中间——比如中等铁器，算哪一档？比如普通瓷器，算哪一档？”
“如果朝廷的分类不够细，地方官在执行的时候就有了腾挪的空间。腾挪来腾挪去，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这些做买卖的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像是在回味自己刚才说的那番话，然后又说了一句：“不过话说回来——朝廷肯把分类列出来，就已经比以前强了。”
“以前收税，全凭地方官一张嘴，他说你该交多少，你就得交多少，没有道理可讲。现在至少还有一封信、一张纸、一个数字，咱们能算，能争，能申诉。”
秦家的代表是七个人中唯一一个在官场上待着的——宁波府学教授秦守正，今年五十八岁，管着府学的学田和学租，同时也兼着一些地方上的采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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